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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醫院門診開藥之后，為何通過快遞將自己需長期服用的藥寄往外地？近日，江蘇揚州法院判決一起騙取醫保基金案，22名被告人以詐騙罪獲刑。據揚州檢方介紹，該案系公安部開展“昆侖2022”專項行動以來首批掛牌督辦案件。

最初進入警方視野的患者趙某之所以到醫院開藥后外寄，是因為他每個月所服藥物價值都在萬元以上，但醫保報銷之后，他僅需自費2000元。每個月有8000元左右的利潤空間，并且一倒手就能賺到錢，這對趙某們而言是很大的誘惑。案發后，警方循著這條線索揪出了收藥人張某等9人，又通過張某等人倒查出包括趙某在內的33名賣藥人。一條線索尚且如此，倒藥團伙的多條線索，當然牽涉面甚廣。

這起案件成為公安部掛牌督辦案件，或許與很多因素有關。比如，醫保基金俗稱“救命錢”，那么騙取“救命錢”的行為自然不被法律所容忍。此外，該案涉案人員較多，涉案金額較大，并且涉及多地。這起案件因具有這些特點，因此具有較強的代表性，適合于以案釋法，也是開展警示教育的典型教材。

筆者認為，該案與其他騙保案件更大的不同在于作案手段。快遞是電商的配貨渠道，騙保案經由這個渠道“配藥”，也使得騙保行為有了自己的“互聯網+”。不法分子利用互聯網的跨地域、隱匿性強、交易量大幅提升等特點，使得騙保的“互聯網+”不僅體現在藥物配送方面，還體現在匹配供需等方面，進而導致這類新型騙保的危害性更大，監督更具難度。

比如，過去通過傳統的聯系方式，作為“腎移植后抗排異治療”的趙某，要想找到具有相同病情和相同用藥需求的患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互聯網讓供需雙方高效匹配，從而也使得此類騙保具備更高的效率，也更容易發生。

此外，趙某之所以能夠倒藥，是因為他打了一個“信息差”。他在復查時，醫生會根據他體內藥物濃度的變化與病情變化為其開具新的處方單，用藥量也逐漸減少。但趙某去揚州某醫院開藥時，沒有將用藥量的變化告知醫生，而是一直使用之前從南京某醫院出院時的處方單，虛構自己的實際服藥量。這就意味著，調整藥量的醫生和實際開藥的醫生之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倘若電子病歷能夠無阻礙地共享，就診卡能夠跨醫院甚至跨城市使用，患者就沒法從中做手腳。

高效的信息技術手段、物流渠道和醫療體系內部的信息建設之間的落差，是此類案件得以發生的原因之一。在信息技術日益發達、電商日益普及、物流越來越便捷的當前，需要采取更多契合時代的監管手段，方能應對這類騙保的新形式，守護好老百姓的“救命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