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看起來稀松平常的身邊事兒，實際上暗藏著一個國家對于全民健康福祉的布局。

或許你可以留意一下，你所居住的社區，無論新舊，是否都有一片小小的公共健身區域，有鍛煉腰腹肌肉的拉伸機，有鍛煉臂力的攀爬器，還有適合中老年人的扭扭轉盤？再看看你身邊的備孕婦女，是不是早早地就開始服用葉酸？看看孕婦們，是不是100%都在醫院里建檔了？

26年前的1990年，中國有一半的婦女不去醫院，而是在家里生孩子；26年后的現在，哪怕是中國農村的孕產婦，也有99%以上可以獲得住院分娩補助。2003年非典以前，從地方發現疫情到疫情上報到中央，平均耗時5天；13年后的今天，疫情從最基層的農村上報到中央政府僅需4個小時。2008年，中國居民的健康素養水平系數是6.48，到了2015年，這一系數達到10.25。

聽上去空泛的“健康素養”，被中國人創造性地總結為66條。其中包括：“孕期體檢至少5次，住院分娩”“不濫用抗生素”“生、熟食品要分開存放和加工”“孩子出生后應盡早開始母乳喂養，6個月后合理添加輔食”“正常血壓為收縮壓低于140毫米汞柱，舒張壓低于90毫米汞柱”等在當下很多人看來已經成為“常識”的條例。數據顯示，25歲～35歲年齡組人群的健康素養水平最高，之后隨著年齡的增長健康素養水平逐漸降低。

11月23日，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的第三天，四五場論壇平行推進。健康素養促進論壇受到與會中外賓客的高度關注。健康素養推進的中國模式，令眾多外國嘉賓矚目。

衛生主管部門怎么讓食品生產企業“減鹽”？

一瓶“六月鮮”醬油，包裝上特意標注“減鹽26%”，售價要比同類醬油產品高出一些。健康素養促進論壇上，山東省衛生計生委主任左毅通過PPT向與會者展示山東減鹽的成果。

“六月鮮”引起了場下嘉賓的一陣竊竊私語。一名來自WTO的女士向左毅提問，“作為衛生主管部門，你是怎么做到讓食品生產企業主動‘減鹽’的？”

山東省地處中國東部沿海黃河下游，總面積10.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為9789萬。山東人素有食用鹽味腌菜、生菜蘸醬的習慣。2011年，山東省政府與國家衛生部簽署了聯合防治高血壓項目，開始實行5年減鹽計劃。這一年，山東人均食鹽攝入為12.5克，成人高血壓患病率達到23.9%。山東的目標是，到2015年，居民人均食鹽攝入量降至10克。

“我們發現，居民食鹽攝入主要來自家庭廚房、加工食品、餐飲服務3個方面。所以我們逐個擊破，從家庭減鹽、學校減鹽、餐飲減鹽、食品減鹽4個角度去做減鹽工作。”左毅說，食品減鹽的秘訣，是衛生部門同商務部門、食品藥品監管部門一起合作。

商務部門合作方面，推出了超市宣傳、比比食品含鹽量活動、設置低鹽食品專柜等行動，直接促使46個廠家推出58種減鹽食品，“廠家也漸漸發現，少加一點鹽，節省成本，產品還能更受歡迎”。

食藥監部門合作方面，通過從業人員培訓、建立食品行業減鹽聯盟、食品包裝營養標簽、企業標準案標注含鹽量和低鹽菜等行動，在山東百姓心目中樹立起“低鹽健康”的意識。

而與教育部門的合作，得到了聯合國兒基會駐華代表花楠的肯定，“無論如何，健康素養從兒童抓起，總是不錯的。”

據悉，在山東，衛生部門與教育部門合作，發起健康校園行動，開展鹽與健康的主題活動。每學期，山東的小學生都要上一節減鹽健康教育課、貼一套減鹽宣傳海報、看一次減鹽科普動畫。寒暑假，山東的孩子們要“勸家人減鹽”、讀減鹽手冊、記錄用鹽量、寫減鹽心得，900多所中小學的學生，用自己的行動影響家長、影響家庭。

到了2016年，根據評估，山東人均食鹽攝入量下降了2.4克，高血壓患病率下降了1.7個百分點，全省食鹽小包裝銷售量在2013年首次出現下降的“拐點”。

沒有商業植入的健康素養教育怎么做？

健康素養教育的一個潛在威脅是——商業廣告的植入。

11月22日，還是在全球健康促進大會上，百度CEO李彥宏在參加論壇討論期間被主持人問及“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會不會選擇網絡搜索，上百度自我診斷”時表示，“我很依賴百度查各種各樣的問題。身體不舒服，小事我會上網查，有必要、嚴重時找醫生。”

這一看似普通的一問一答，引發了現場聽眾的竊竊私語。2016年四五月間，因為篤信“有病查百度”，中國青年魏則西陷入莆田系醫院的廣告陷阱，最終延誤了病情導致死亡。

主持人繼續追問，“優質的、準確的信息從哪里來？比如在搜索引擎上輸入HIV，會得到大量的色情內容鏈接。百度能不能做好過濾？”

李彥宏的回答是，首先搜索引擎使用者應該具備一定的健康素養常識，使用者應當把不相關的搜索信息過濾掉。其次，搜索內容應該有更多的政府監管，“就像這次美國大選，假消息滿天飛，用戶自己應該要具備基本的辨別假信息的能力”。

健康素養教育，恰恰是最容易被商業廣告“傷害”的一類教育。陜西省衛計委副主任陳昭在健康素養促進論壇上介紹，陜西的做法是，政府每年直接投資3500萬元來樹立、搭建“百姓健康”系列教育。它涵蓋雜志、報紙、電視、廣播、新媒體等多個宣傳教育環節，“不拿商業機構一分錢，全部由政府出資，最大限度過濾掉不良信息、不實信息”。

陳昭認為，陜西經驗帶來的最大啟示是“去商業化，政府主導”，“不與醫藥保健類企業合作，不做任何形式醫療廣告，不以獲取利潤為目的。”

陳昭說，隨著健康素養的地位在中國國內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健康知識宣傳面臨來自商業利益的巨大挑戰，“人們期盼科學養生、健康長壽，但一些媒體的健康養生內容魚目混珠，逐利現象嚴重”。

實際上，人們對于健康素養教育的訴求極大。近期公布的一份微信文章“10萬+”閱讀量統計報告顯示，健康養生類文章緊隨情感心理類文章，成為最受微信讀者歡迎的內容。

如何監測健康素養？素養如何變為行動？

監測，成為評價一個群體健康素養的最基本手段。有效的監測，能給決策者帶來政策指引，告訴決策者，哪些是人們迫切需要卻供給不足的健康知識，哪些是已經成為常識的健康知識。

中國第一次開展健康素養監測是在2008年，從2012年開始，每年一次連續監測。

2008年，原衛生部以衛生部公告的形式頒布了“健康素養66條”，這也是世界上第一份政府界定公眾健康素養的文件。為了了解公眾對66條掌握的情況，中國開始嘗試對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工作進行評估，開啟了全民健康素養的監測工作。

中國健康教育中心李長寧介紹，他所在的中心開展了一系列有關健康素養的研究，制定了中國居民健康素養的評價體系，開發了健康素養標準化的試題庫和標準化的調查問卷。

以2015年為例，監測的對象是15歲～69歲的城鄉常住居民，監測人數接近10萬人，監測范圍覆蓋中國大陸31個省（區、市）和336個縣，采取入戶調查的方法，通過調查問卷收集個人的信息。

監測結果顯示，2008年中國居民的健康素養水平是6.48，到了2015年達到10.25，居民健康素養水平呈穩步緩慢上升的趨勢。然而，從知識、行為、技能角度來看，健康知識的知曉率最高，健康生活方式與行為的知曉率最低，基本醫療和慢性病防治的素養也比較低，“可以看出知易行難，這與我國慢性病高發，慢性病的致死率、致殘率較高是相一致的。”李長寧表示。

監測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為慢性病治療提供建議和指導。

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間，我國人群慢病死亡占總死亡的構成從76.5%上升到83.5%，2015年慢性病致死率升至86.6%。慢病綜合管理和教育，刻不容緩。

中國紅基會、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等部門在2015年聯合啟動慢病綜合管理項目，在全國300多家醫院的心內科或者內分泌科以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開展慢病教育；同時，開發智能終端系統，進行慢病篩查與評測，利用手機軟件記錄和監測患者數據，提高慢病高危人群的篩查率、治療率、管控率和達標率，最終實現慢病健康管理。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曉峰認為，慢病致死率最終要依靠“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全民健康素養提高”來“迫降”，“下一步，重點是‘三減三健’工作，即減鹽、減油、減糖，健康口腔、健康體重、健康骨骼”。

新的理念在上海已經通過“健康自我管理小組”的形式傳達到基層。“今天為止，上海已有2.6萬個小組，42萬名居民參加了小組活動。除了小組活動，組員還把學到的東西介紹給家人、朋友，我們的口號叫‘一傳十’。”上海市健康促進協會副會長李光耀舉例說，在上海一些社區的合唱社團中，已經能做到每次社團活動前進行5分鐘健康素養授課，“一年下來，基本的健康素養肯定是具備了”。